互联网碰撞出的火花。不过，互联网医疗是否真如想象的那样美好？近日，由贵州省发改委、贵州省卫计委、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互联网医疗高峰论坛在贵阳举办，众多医药领域产学研界代表围绕着互联网医疗展开了深入探讨。医院积极“触网”“一个基层患者到省城大医院看病，光交通、住宿就要花费数千元。如果去北京看病，一个专家号有时要300元，在号贩子手里甚至会高达4000元。”谈及基层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康正茂十分感慨。互联网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大医院正在加快实现医疗优势的资源共享。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叔坤介绍，作为我国较早开展远程医疗探索的大型三甲医院，目前中日友好医院已与国内23个省市的2000余家医疗机构实现了远程医疗信息对接，其中70%以上是县以下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医疗机构。“借助现代通信技术，远距离患者获得医学帮助，方便了很多。”姚叔坤强调。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也在积极“触网”，加快补齐短板。2015年，改制后的贵阳六院立足原有医疗资源、服务，通过网络平台签约高水平医疗专家，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诊疗。前不久，3位患者家属向医院提出到北京看病的想法，贵阳六院通过网络平台约到北京知名专家一起会诊，患者不用再跑路、节约了看病成本。“通过这次会诊，我们的基层医生也上了一堂生动的培训课，受益匪浅。”康正茂说。如今，“互联网+”大潮风起云涌，各地“触网入云”的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贵州省卫计委主任龚仲明说，贵州省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贫乏，城乡医疗服务差异较大。近年来，贵州一直积极探索互联网医疗，目前公立医院已基本实现远程医疗全覆盖，每天约有100例病人通过远程医疗系统实现就诊。不知不觉中，互联网医疗正在悄然改变传统的就医模式，使寻医问药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不过，互联网医疗只是辅助医生看病的便捷、高效手段，永远不能替代医生和患者之间面对面的诊疗。”姚叔坤强调。在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津看来，有些小病看看远程的影像资料就能确诊，例如脊髓炎等已在康复期的疾病，此时病人四处奔波反而影响康复，这些可借助远程医疗专家会诊。但是，有些疾病仅仅依赖互联网医疗无法完全解决。一些专家也表示，新患者首诊时，很难通过网络传来的简单情况和图片给出准确的治疗意见。分级诊疗更方便“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这是很多人在一些三甲医院就医时经常遭遇的情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尴尬现实。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这是我国医改一直面临的顽疾。要缓解这一矛盾，必须加快实施分级诊疗，然而这一美好愿景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互联网医疗或是推进分级诊疗的一个机会，也是当前推动基层医疗发展的有力手段。”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处长赵婧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丁文惠看来，网络会诊虽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的诊疗，但具有突出的优势。“一些基层医院把握不准的疑难病例，可以通过互联网让高水平专家远程会诊。在移动端，会诊专家的时间也更灵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教授霍勇说。这样的设想如今在39互联网医院已变为现实。今年7月，39互联网医院接到一例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疑难重症患者的紧急会诊需求。患者是一个刚出生4天的新生儿，基层医院诊断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合并新生儿肺炎。患者家属非常希望得到权威专家的治疗建议，首诊医生也担心目前的治疗和诊断上有瑕疵。借助39互联网医院，河南省内知名医院的专家进行了远程会诊，肯定了首诊医生的治疗方案，最后患儿病情稳步好转。“从39互联网医院目前运行的情况看，通过平台远程会诊，80%的患者不需出省治疗，就可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39互联网医院经理庞成林说。不过，借助远程医疗把患者留在基层，会不会抢了大医院的“饭碗”？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谢尚奎表示，基层医院主要看常见病、基本病、多发病，一些疑难重症和复杂疾病还是主要依赖大医院，这也正是分级诊疗的目的。深层问题待破解互联网医疗发展得如火如荼，不过仍然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亟待破解。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孙国强认为，互联网医疗快速发展必须过好数字化这关。他说，患者的基本病情报告、化验数据以及用药情况等的信息化，是实现互联网医疗的根本。没有建立这个数据基础，就不能称之为互联网医疗。然而，我国医疗数字化程度并不高。数据显示，我国医疗行业每年的信息化投入规模仅占卫生机构总支出的0.8%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3%至5%的水平，而且由于数据采集交换标准、接口不统一等，各医院之间很难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医院信息化滞后容易造成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影响区域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长远看会阻碍互联网医疗发展。”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副主任华伟说。此外，专家们还建议要加大对互联网医疗的法律监管。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龚楠说，医学诊疗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从医生的问诊到得出最后处方，这是一种特殊民事活动，需要更深入、更专业的法律监管。而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法律法规目前还不健全，比如哪些人能够从事互联网医疗、服务标准又是什么等问题仍没有清晰界定。